建国前五位书记的分工：
毛泽东：负责大局、对军队负责
朱德：负责纪律检查监察工作，协助军队领导
刘少奇：分管党务和土改工作
周恩来：负责军队统一战线和协调工作
任弼时：负责组织、办公室工作
一九四七年春，延安留不住了。胡宗南大军压上来，窑洞里的灯还亮着，地图被卷起又摊开。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留在陕北，跟敌人兜圈子；刘少奇、朱德去华北，另撑一摊中央工委的事。这个安排很能说明问题：五位书记不是坐在一张桌边摆名次，而是像一只手的五根指头，分开能抓事，合拢能攥拳。
毛主席抓总盘，尤其抓军事。这个位置不是靠嗓门喊出来的。赣州一仗前，他看着城池、河流、敌军布置，觉得不该硬攻。三面环水，城墙高，南北又有敌军重兵，红军那点装备，冲上去容易吃亏。多数人还是要打。一万四千人打了三十三天，城没破，伤亡三千多人。局势卡住，又请他拿办法，红五军团顶上去，红三军团才脱险。仗场不讲客气，谁看得准，谁就慢慢被推到中间。
周恩来在这件事上最见胸襟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他到瑞金任苏区中央局书记，名义上是毛主席的上级。赣州失利后，他没有护着自己的判断。毛主席说向闽西走，他同意，还到长汀做后卫。四月十日攻下龙岩，十天后又进漳州。周恩来管统战，也协同军事，他的本事不在抢风头，而在关键处知道该把位子让给更懂战场的人。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，他支持毛主席进入领导核心，这一步，红军的方向才算重新拧紧。
刘少奇的活儿没那么显眼，却更像架梁。一九三二年冬，他从上海到瑞金，身上带着上海临时中央错误批评留下的冷气。那时毛主席也被边缘化，两个人不必说太多，心里都明白冒进路线会把队伍带到沟里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，讲共产国际指示，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，还看轻游击战争。会场里风向有点飘，刘少奇站在毛主席独立自主抗战这一边。
华中那盘棋，后来也落到刘少奇肩上。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后，他去河南组建中原局。新四军在皖南困得久，独立自主和统一战线之间老是拧巴。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，叶挺被扣押，项英等人遇害，局面一下见血。刘少奇到江苏盐城重组新四军，任政委，陈毅任代军长，苏皖根据地一点点打开。到一九四二年整风，他穿过一百零三道封锁线，于十二月三十日回到延安。三年后，七大修改党章，他把毛主席思想写入总纲。党务这东西，平时像纸，危急时就是骨头。
土地改革也不是一句口号。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农民要土地，前线要粮秣，党要在乡村站稳脚跟，几件事拧在一起。刘少奇熟悉基层，也懂组织。他不是把政策往墙上一贴就完事，而是要把干部、群众、纪律、诉求都放进一个锅里慢慢熬。到一九四七年前后，土地问题成了解放区最要紧的事之一。分田不能乱分，发动也不能蛮干，火候差一点，就会伤人心。刘少奇管这摊活，难就难在既要让穷苦农民抬起头，又要让队伍不被情绪牵着跑。
朱德这根骨头也硬。井冈山会师是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朱德任军长，毛主席任党代表、前敌委员会书记，朱毛红军的名号从那时传开。长征到一九三五年六月，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小金会师。红一方面军实际不足两万人，张那边号称八万人，人数一多，心气也胀。
八月毛儿盖会议定了北上，张偏要南下。九月阿坝会议，他逼朱德表态。朱德只认自己举过手的中央决议。朱德那句“做不到”，比长篇大论更有力。所谓纪律监察，不一定都在章程里，有时就在大节前不改口、不弯腰。
任弼时更像屋里那盏不吭声的灯。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，他带红六军团从湘赣出发西征，本来是替中央苏区探路，后来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师，红二方面军的底子由此长出来。一九三六年七月，红二方面军到西康甘孜，张国焘的说法又伸过来。任弼时没有绕弯，在会师大会上讲，唯一道路是北上同中央会合。年轻归年轻，钉子落下去，照样有声。
一九三八年任弼时去莫斯科，一九四零年三月回延安，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。一九四三年三月，中央机构调整，毛主席任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，刘少奇、任弼时任书记。任弼时管组织和办公厅，听着琐碎，其实最磨人。文件要发，会议要排，意见要拢，人心要稳，哪一处漏风都麻烦。身体不好，他也扛着。到一九五零年十月病逝，五位书记里，他走得最早。
五个人之间并非没有棱角。毛主席有自己的判断，刘少奇说理不绕弯，周恩来习惯把硬话说软，朱德常把风浪压在沉默里，任弼时看似少言，遇到路线问题却不退半步。这样的班子难得，不是因为人人像一个模子，而是各有各的脾气，还能把脾气放到事情后面。军事要有人敢断，党务要有人敢管，统战要有人能谈，组织要有人细到针脚，纪律要有人在乱局里撑住门框。这一点很要紧。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，毛主席访苏时谈到党内同志，说刘少奇原则性强，朱老总威望高，周恩来、邓小平能解决矛盾。
能这样评价身边人，说明那套班子不是一人独唱。
西柏坡的门开着，土路通向北平，几个人把各自那份担子往肩上一挪，脚步声就响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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